虽然市场对央行降准早有预期，但此次降准幅度之大，也确乎超越预期。从政策工具箱的角度来看，“降准”“降息”本是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手段，是从宏观上把控M2的闸门。但新一届政府有意将这一工具“财政政策”化，为其注入更多的可能性。也因为这种货币政策财政化的新做法，给市场带来一系列新的反应和动向。
存款准备金率普降1个百分点的力度，超出市场预期。据国海证券[-4.61%资金研报]测算，本次降准，实际释放基础货币规模约1.66万亿，相当于全面降准1.33%。按照现行4.1的货币乘数计算，增加的M2上限在6.82万亿左右。
一季度宏观经济触底、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不足、社会融资总量萎缩后，降准如期而至，力度空前。降准将带动资金在实体经济中的流转，促进信贷投放，进一步提高一季度萎靡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宏观的增长速度。对商业银行而言，降准将带来直接利好，但在货币宽松的长期趋势下，这种利好却似是而非。
降息会直接拉低银行资产端的贷款收益，而在存款利率上浮空间打开的环境下，为了防止存款流失，负债端的资金成本下降并不明显，最终的结果是利差收窄，给银行的经营带来很大压力。
降准带来的直接效应是拉低银行的负债成本，实际上是降低存在央行的低收益资金配置，通过其他高收益资产配置，提高资产收益率。但随着货币宽松在金融市场的传导，融资利率也会进一步下降，形成实际的'降息’效应，收窄银行的利差。”
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GDP同比增长7.0%，投资的贡献度出现下降，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分别为6.4%、14.5%，增速同比分别下降2.3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
在今年税收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都将显著放缓下，稳增长所需资金缺口巨大，按照基建投资全年增长25%计，债市增量融资需求缺口达3万亿左右(已考虑表内信贷增长的前提下)；债务置换规模也将超预期，不仅政府性债务置换规模达到1万亿，庞大的非政府性平台存量债务同样需要借新还旧规模可能也不会低于1万亿。这些超预期的融资需求必然要求通过降准等货币宽松政策配合。
降准的另一个动机，则是稳定基础货币投放，保持M2的适度增长。一季度，M2仅增长11.6%，同比增长率降低0.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外汇占款减少2521亿。
存款准备金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是以存放央行款项体现的，利息很低。降准之后，银行可以把这笔资金配置到收益更高的贷款或者其他金融市场投资等收益更高收益的项目中。从资金端来讲，相当于变相增加了银行低成本的资金来源。
此次央行降准幅度超预期，部分国有行及股份行降准幅度可以达到1.5%，大幅对冲负债端成本上升压力。按照2014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静态测算，对银行利润端贡献约3个百分点。
尽管降准短期可以降低银行负债成本，但长期而言，降准有利于改善银行流动性，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下行，并通过增加信贷供应带动社会融资成本下行，将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从而压缩银行在资产端的收益，导致利差缩窄。
降准至少可以通过两个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一是通过增加商业银行长期低成本资金，激励银行降低贷款利率；二是通过改善市场的流动性状况来降低市场利率，并部分通过预期渠道降低债券融资成本。货币政策通过预期渠道的传导较快，但通过银行渠道传导到贷款利率的时滞则稍长一些。
短期来说，从信贷业务角度，要对客户结构做一些调整，减少大型、特大型企业的投入，多发展中小型客户，以确保贷款定价维持在稳定的水平，包括加大对住房按揭贷款等资本占用较低业务的投入，以节约资本金。
此外，加大交易型业务的配置比例和提高交易频率。降准丰富了资金来源，在信贷市场风险较高的情况下，可以加大金融市场交易的投入；金融市场的债券等投资业务，过去的交易频率不够，可以提高交易频率抓住中短期市场机会，提高资产收益率。
长期而言，商业银行将会提高中间收入占比，尤其是代理销售和投资银行等服务性中间业务。同时，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海外业务红利将是商业银行未来的蓝海，“有些海外分行人民币业务占比已经提升到1/3”。
